美国抗疫困境是因为大众科学素质差吗？
作者|贾(苏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编辑|袁岳
来源：我是一名科学家
截至2020年11月30日，美国已有近1400万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肺炎(新冠肺炎)，26万多人死于SARS-CoV-2感染或感染引起的并发症。然而，仍然有大量的美国人拒绝戴口罩或采取类似的保护措施。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固执”？一些微信官方账号文章声称，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大众的无知和科学素质低。你是认真的吗？
科学知识不会直接带来健康的行为
2018年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我国具有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8.47%，明显高于往年。但是这个比例还没有达到美国80年代后期的水平(用同样的方法检验)。2016年，26%的美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
美国公民科学素质比例：1988-2016 |来源：引自清华大学刘力教授专栏https://www.sohu.com/a/256348347_686936
不仅美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远高于中国公众，事实上，大多数不利于抗疫的发达国家的科学素质也高于中国公众。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科学素质(同样的衡量标准):欧洲国家的数据是2005年收集的；美国数据是2008年；日本数据收集于2001年，加拿大数据收集于2014年|引自清华大学刘力教授专栏https://www.sohu.com/a/256348347_686936
从上表可以看出，另一个被诟病被动抗疫、追求“群体免疫”的国家瑞典，在2005年取得了35%的公众科学素养。可见，在公民个人层面，用科学素质低来解释公共防疫绩效差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较高的科学素质没有带来积极的防疫措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很难直接转化为行动。比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大量研究表明，吸烟是对健康的威胁，欧美的公共卫生机构也为此开展了大量的科普宣传工作，但几十年来，戒烟普及的效果并不显著。
相对于理性的科学知识，人性中固有的认知偏见会直接影响人的行为，比如过度乐观——。人们总是不合理地认为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更幸运，遭遇灾难的风险更小。因此，面对疾病，人们会认为其他群体更容易生病，而自己和自己的群体不需要采取特殊措施。
此外，科学信息的不确定性也是影响公众防疫行动的重要因素。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阶段，各种科学研究的结论总是矛盾的，日新月异，比如这种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氯喹能否治疗新冠肺炎等。——让大众不知所措，不知道该相信谁。许多研究表明，一旦公众察觉到科学家之间的差异，他们会本能地拒绝任何有争议的结论。这也导致美国人民不愿意按照主流科学界的结论采取保护行动。
科学问题的政治化使得立场比知识更重要
除了学术差异，政治差异对塑造美国人的认知和行为也有较大的影响。
在美国，许多有争议的科学问题现在已经演变成政治问题，公众对科学信息的理解和接受往往是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以气候变化为例，耶鲁大学长期监测美国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的研究发现，无论科学界提出什么样的证据，30%以上的美国公众始终拒绝相信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对这些公众人群构成的分析表明，这些人主要是信奉保守价值观的中年白人男性，他们恰恰是美国共和党的粉丝。
图| pixabay
这些保守派的科学素质不高吗？并非如此。事实上，拒绝相信气候变化科学结论的人和相信气候变化科学结论的人在教育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保守派会在“科学”和“科学家”之间进行切割。他们相信科学，却认为大部分科学家都被自由主义洗脑了，不值得相信。因此，他们倾向于同意保守政治家和保守媒体的观点，拒绝接受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还不到一年，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政治化程度不亚于气候变化。围绕疫情的严重程度、隔离措施的力度、氯喹能否治疗新冠肺炎氏病等话题，两党信徒或两种价值观持有者之间的分歧正在加深。
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成员在各种场合公开指责疾控中心和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等专家高估疫情严重程度，采取过于严格的防疫隔离措施。相应地，保守媒体和自媒体以及共和党支持者普遍倾向于淡化疫情风险，相对抵制戴口罩等防疫行为，认为疾控中心高估了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甚至相信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阴谋论。可以看出，在科学争议问题上，政治领袖的诱导和个人所持的政治立场很有可能导致人们对主流科学结论的抵制。
然而，随着美国疫情的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评特朗普政府的抗疫政策。关注大选的人注意到，最终赢得拜登选举的是各州的邮政票，邮寄投票的选民一般都是采取积极防范措施的选民。这些人虽然不是民主党的粉丝，但对特朗普政府的消极抗疫政策极为不满，自然投了拜登一票。
宗教对抗疫背后的科学有敌意吗
拜登赢得选举，但只比特朗普多几个百分点。特朗普还有很多铁粉，其中以有宗教信仰的福音派信徒为主。因为特朗普粉丝普遍比自由派不太重视防疫，所以很多人觉得宗教让美国人拒绝防疫。
图| pixabay
但正如我们不能用科学素质低来解释美国人抗疫的弊端一样，我们也不能用宗教作为直接原因，尤其不能把宗教和抗疫背后的科学对立起来。因为，就美国主流福音派基督教而言，多年的研究表明，他们并没有系统地表达反科学。虽然基督徒普遍不赞成进化论，但他们没有抵制转基因，也没有对气候变化问题施加影响。著名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甚至认为新教精神是现代科学爆炸的主要催化剂之一。
的确，有研究表明，美国的信徒和非信徒在防疫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这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基督教信徒多居住在农村，这里人口密度稀少，防疫形势不那么紧迫；另一方面，信仰者多为老年人，更倾向于采取谨慎、保守、渐进的防疫措施；而且美国的基督教浸信会信徒大多抱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态度，使得他们对防疫的重视程度降低。与其说是宗教信仰敌视科学，不如说是因为它所代表的价值观与科学相信“通过大规模干涉人类行为来促进社会福利”的理念相矛盾。
科学传播对防疫得失的启示
毫无疑问，除了上述因素，许多宏观政治和经济因素也在起作用。比如美国人大多从事服务业，缺乏储蓄的传统，导致政府在采取隔离措施时丢了一只老鼠。然而，上述公众对科学认知的分析无疑对科学传播的研究和实践有许多启示，借鉴这些经验可以使科学传播更好地服务于决策和宏观卫生事业。
一个重要的启示是，我们必须明白，知识并不直接导致行动，仅仅依靠知识，尤其是通过灌输知识，往往很难说服公众采取行动，因为人们往往率先采用媒体，接受外部信息。
在中国抗疫期间，虽然公众也表现出一些科学素质低下的现象，采取喝双黄连、吃大蒜等虚假陈述来治愈新冠肺炎，但为什么中国的抗疫表现依然很好？一方面，这与中国公众的普遍立场有关。作者和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公众对卫生防疫行为的采纳与他们对政府、公共卫生部门、医生和科学家的信任显著相关；另一方面，就科学传播而言，尽管公众对突发疫情缺乏认识，但依靠中国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组织能力，主流科学知识和疾病控制机制可以迅速到达人群，并立即转化为强大的防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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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向公众普及科学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促进各职能环节的从业人员积极认可和大力执行政策(在中国，这包括社区管理人员、派出所干部和参与强大的国家动员系统的基层领导人等。).对公众的科普教育工作可以与防疫行动同时进行，行动的效果可以深化和说服公众采纳科学界的主流观点。
就本文的主要目的而言，这种情况表明，科学传播需要克服传统片面灌输知识对人们行为的局限性，充分认识到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可能导致人们对科学健康问题的偏见。当遇到疫情等突发事件时，更需要为采取强有力的组织措施提供知识和信息支持。
本文转载自微信微信官方账号“我是一个iScient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