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国医生:当我得知父亲查出肺癌时.
编者按：这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刘延国教授2019年写的一篇文章，是真实的人生经历。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面对癌症的亲人，当他有更多的医学知识时，他会感到无助。一个七尺男儿面对自己最亲的家人会泪流满面。幸运的是，这个故事有一个温暖的结局。也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怕养孩子，亲人不在，有了一定要珍惜。
“如果不好治，那就算了。”
那是2017年11月的一个星期一，父亲在结肠癌手术后第四年做了一次常规复查。我陪他在CT室拍片。电影结束后，我像往常一样先带着老人。这时，技师拦住了我，他说，刘医生，等一下。
我心一紧，马上意识到可能会出事。
回到CT机，我看到右肺下叶有一个实性占位，直径约1.5cm，是周边。我盯着屏幕，心里一阵阵发紧。我知道，结肠癌很有可能已经转移到肺部，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转移到其他器官。
我在CT室站了很久才出去。爸爸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照片不清楚，技术人员让我看看。”
我预约了全身PET CT。结果显示肺部确实是恶性肿瘤，身体其他部位没有转移。
晚饭后，我告诉我父亲，他的肺部有一个结节，他需要再做一次手术。爸爸半天没说话，然后问我：“是转来的吗？”我不知道，可能是肺部新的原发肿瘤。
他想了一下，说：“算了，不用麻烦了。我变老了……”
我说：“可以治好的。”
爸爸没说话，早早就睡了。
第二天起床后，父亲问我：“你觉得你能治好吗？”
我说可以治好。
他说：“你掌握了它，如果不容易治愈，就不要为它费心了。”
我说很好治。
他说：“你要那么做，就去做！”
“我带他去医院，就像他小时候带我去看医生一样。”
下班后，我把电影给王军导演看。
导演说：“做吧，看起来像是原发性肺癌”。
我说：“你能为我做吗？”
他说：“是的。”
我约了住院部20楼的特需病房，带他去办理住院手续，就像他小时候带我看病一样。我陪他在各个辅助科室做各种术前检查，去医院食堂吃午饭，去医院对面的咖啡厅坐着享受午后阳光和下午茶。我们边走边聊，到处都是。
北京深秋凉爽，气温恰到好处。
王军主任(左一)和刘延国教授的父亲
当我父亲做手术时，我发现他老了
周三早上，我亲自推着平车，陪着父亲进了手术室。在手术室外的走廊等候时，太阳从窗外斜射进来，打在床上和地上，使其变得温暖。我搬了个凳子坐在床上，父亲躺在床上。我发现我的父亲已经老了，没有了我一直记得的威严，而是带着慈祥。
他老了，像个孩子，眼里满是无奈。
他问我：“你今年工作几年了？”
我说博士毕业12年了，其实做胸外科医生17年了。
他笑了笑，没说话。
我迷迷糊糊地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儿，他说：“当医生，就要对病人好一点，不管你是谁，不管什么家庭，不管你是谁。”
病了都不容易，能帮上人家就多帮一把。”还说：“你工作上要多操心，在命上打交道，千万不敢马虎。”
又说：“畅畅娃性格绵软，你们尽量不要骂娃了，有啥事给娃好好说。”
他一边说，我一边流泪。
刘彦国教授父亲与母亲
“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儿子，他可不是个一般人”
八点四十分，王俊主任准时进来了。这是他的习惯，答应的手术他肯定会第一时间上。这时爸爸还没有麻醉呢，主任拉着他的手说：“放心，老先生。”爸爸说：“给你们添麻烦了。”
麻醉科主任冯艺教授亲自给做麻醉。
王主任从切皮开始，一直做到冲洗胸腔。我坐在台下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学习。同事好心地说：“彦国，你去休息一会儿吧！”我正准备走，主任说：“没事，你看看也好！”他边做边说：“这老爷子可不是个一般人，你看这血管，走形跟一般人都不一样。能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儿子，他可不是个一般人……”
我知道主任是在宽慰勉励我，给我打精神气儿呢。
先做了楔形切除，我拿着切下来的标本去病理科，病理科主任沈丹华教授亲自看冰冻病理切片。结果很快出来了，病理科的电话打到了手术间——原发小细胞肺癌，不是结肠癌转移。
主任问：“彦国，怎么办？”
我说：“切肺叶吧？”
主任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的决策是对的。”
这个肺叶切得很艰难。爸爸是个工人出身，在庆阳市建筑公司当机械维修工，搞了半辈子电焊、电气切、车床、刨床等工种，吸入过不少粉尘，肺里增生的淋巴结特别多，肺血管很难解剖。
主任手里的电钩每钩一下都充满着风险，随时有血管破裂大出血的可能，我心里捏了一把汗。好在老天爷保佑，好在主任技艺高超，一个异常艰难的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不到一小时做完了。很成功。谢天谢地。
看到父亲被推回来，母亲泪水打着眼圈往下流
手术结束后，我同麻醉医生一起推他到恢复室。不多久，他平静地醒了，我说：“爸爸，手术做完了，很成功！”他点了点头。
护士给他吸了痰，拔了气管插管，收拾停当了，问我：“刘大夫，您看能回去吗？”
我看了看引流管，看了看监护仪，说：“可以，走吧。”
我随运送工人及住院医师送父亲回了普通病房。妈妈在病房里焦急地等候，看到我把爸爸推回来了，泪水打着眼圈往下流。我安顿好爸爸，确认各项指标稳定后，陪妈妈吃过夫人送来的午餐。下午是我的专家门诊，我在沙发上眯了一会儿去出门诊了。
晚上我让妈妈回家去睡，自己在病房里照护爸爸。我扶他下地，搀他在屋子里来回走。
二十楼的窗户外看出去，夜色很美，北京城灯火璀璨，平静而祥和。我给爸爸打水擦了脸、泡了脚、扶他睡下，自己写了一会儿日记，看他睡熟了，监护仪显示各项指标正常，便放心地在沙发上睡了。
第二天一早，住院医、主治医、护士长陆续来查房，护士长说：“老爷子，您真有福，教授晚上给您亲自上特护，一般领导都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爸爸笑地眼睛眯成了个缝儿，说道：“麻烦你们了，谢谢你们。”
安顿爸爸用完早餐后，我去上我的班去了，查房、安排的第二天手术，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
爸爸很遵从医嘱，饮食、活动、咳痰，一切良好。他推着输液杆，带着胸引瓶，从走廊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又走回来，很刚强，很硬朗。
“我心疼爸爸，犹豫要不要做第二次化疗”
三天后拔除胸腔引流管，顺利出院。几天后，石蜡病理结果出来了，12组淋巴结有一枚转移，属二期肺癌。
还好，但得化疗，一个月以后开始。
爸爸问我：“你看不化疗行不行？”
我说：“受点儿罪，将来不容易复发。”
妈妈心疼爸爸，一个人在角落里抹眼泪。
爸说：“那能成。”
第一次化疗是在甘肃老家打的。庆阳市人民医院肿瘤科梁海鹏主任是我的好朋友，他特别经心，给予了非常细致的照护。我从北京捎回去了最贵最好的化疗止吐药。化疗期间爸爸饮食起居良好，没遭啥罪。然而出院一周后突发高热，体温39度多，化验发现血液里的中性粒细胞接近于零，属严重的“粒缺发热”。庆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王院长亲自出面，帮我安排了可以隔离消毒的病房。北京、庆阳两地专家联合会诊后，给予了大剂量升白针联合抗生素治疗，一周后转危为安。
遭受了这一场折磨之后的爸爸精神弱了不少。
又过了一个月，一切恢复了正常。我心疼爸爸，犹豫要不要再打第二次化疗。爸爸问我：“一共要打几次？”，我说最好打够四次。他说：“你看有必要的话就打吧。”
于是，我们把化疗药剂量降了四分之一，并且预防性使用了升白针，平稳地完成了第二次化疗。
要过春节了，我邀请爸妈来北京过个年，他们同意了。这是父母第一次来我这个小家过年，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过了个祥和年。正月初四，爸爸在我们医院完成了第三次化疗。
父亲越来越精神矍铄
休息观察了两周，确认一切良好后，我给爸、妈、哥和我四人买了同去三亚的机票。
这是爸妈第二次到三亚，两个儿子都陪着，他们很开心。
记得2011年，我第一次带他们到三亚，老人生平第一次看见大海，特别激动，两人卷着裤管在沙滩上捡拾贝壳，捡到了一个好的就凑在一起看，开心地像两个孩子。
这一次，我们住在大海边朋友家的别墅里，享受了几天难得的天伦之乐。
回到北京后又打了第四次化疗。一切平稳。谢天谢地，抗击癌症的治疗终于告一段落。
如今，一年多过去了，爸爸没有苍老，反倒越来越精神矍铄了，和妈妈一起住在农村老家的四合院里，一天到晚不闲着，忙完这儿忙那儿，把庄前屋后、院里院外收拾地干干净净、利利落落。
刘彦国教授（左一）与父亲合影
老家屋后有几亩耕地，爸妈一直耕种到去年，在我和哥哥的反复劝说下，终于同意麦收后不再耕种了。去年秋后，我和哥在地里栽植了45棵法桐、80株玉兰、80棵银杏和150棵皂角。今年春天，玉兰花朵朵盛开，我家的后院里生机盎然。
刘彦国教授
父亲节要到了，我谨以此文献给我一辈子含辛茹苦的爸爸，惟愿他能健健康康地再多陪我们几年。
文/北大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刘彦国
编辑：贾薇薇
审核：黄玲玲
【注】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及微信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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